伯纳姆的“北方药方”能治好英国病吗

　　7月20日，英国伦敦，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抵达伦敦唐宁街。视觉中国供图

　　英国当地时间7月20日，唐宁街10号再次易主。执政党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受命组阁，成为英国第59任首相，也是过去10年间走马灯般换上的第7位。随着前党首斯塔默黯然辞职，伯纳姆迅速完成权力交接。政府官网的职务更新，标志着这位“民主社会主义者”正式接管了这个深陷泥潭的国家。

　　现年56岁的伯纳姆出身英格兰西北部工人家庭，2001年步入政坛，曾在布莱尔与布朗政府中历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与2015年两度竞逐工党党魁，均铩羽而归。2017年，他转身前往地方，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在近10年的地方深耕中，他推动公交系统公有化、升级公共服务，并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北方地区力争医疗与财政资源，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

　　如今，这位“北境之王”重返威斯敏斯特，从宣誓就任议员到入主唐宁街仅用时约一个月。对工党而言，这绝非一次寻常的权力交接，而是一场悬崖边的自救。面对支持率持续走低、右翼改革党步步紧逼的危局，党内普遍将伯纳姆视为修复社会信任、扭转选举颓势的唯一筹码。

　　面对重重危机，伯纳姆在首场党首演讲中毫不讳言，宣称英国亟需“过去40年来最大规模的变革”，彻底重塑政治与经济模式。在外交层面，他上任伊始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密集通话。这3场通话释放了明确信号：本届英国政府在安全与外交上维持政策连续性，同时试图将国内再工业化诉求与改善英欧关系纳入新的对外框架。

　　口号之外，伯纳姆迅速将新官上任的头一把火，烧向了最刺眼的社会痛点——街头露宿问题。新政府宣布追加3.4亿英镑基础投资，启动为期5年的减少露宿人口计划，首阶段将提供约1200套住房，并为至少3000名长期露宿者提供持续支持。

　　第二把火，则是“北方唐宁街10号”计划。在伯纳姆的政治蓝图里，“北方唐宁街10号”不仅是一个办公地点，更是一记砸向英国旧有治理结构的铁锤。他计划在曼彻斯特设立“北方事务部”，作为首相府在北方的延伸触角，试图以此撬动中央、地方与区域机构的长期战略协同。

　　在伯纳姆看来，英国的治理困境应部分归咎于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长期以来，英国的权力与财富被死死锁在白厅的官僚体系和伦敦金融城的资本网络中。中央财政像抽水机一样吸走全英税源，留给地方的只有微不足道的残羹冷炙和受限的决策权。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或许能勉强维持国家的统一规划，却注定无法回应各地千差万别的产业诉求与民生痛点。伯纳姆试图用他在地方深耕9年淬炼出的“曼彻斯特主义”，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契约，并希望借此推动英国地方经济复兴。

　　然而，权力的下放不容易，财富的创造更是难如登天。伯纳姆渴望重振实体制造业，推动英国北方老工业城市复兴，这与他前任们沉迷于对欧经贸博弈或财政再分配的路径截然不同。但现实的骨感在于，英国制造业的萎缩已非一日之寒。1990年，制造业约占英国经济总增加值的17%，如今则跌至8.5%；制造业就业人数更是从1997年的438万人锐减至2026年的272万人，降幅接近四成。这早已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衰退，而是产业链断裂、技术工人流失与投资枯竭交织而成的系统性空心化。面对这具干瘪的躯体，仅凭行政意志和权力下放，恐怕难以凭空唤回昔日的工业荣光。

　　如果说“北方唐宁街10号”是伯纳姆开出的药方，那么“10年7相”的荒诞现实，则是英国病入膏肓的体征。

　　脱欧后的这10年，唐宁街10号成了全英国最不安全的座位。政党体系四分五裂，选票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传统的两党制在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彻底崩塌。回望1979年至2010年那相对平稳的31年，英国不过换了4位首相。如今频繁换相的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政客们的竞选承诺高度雷同，却又在执政后集体落空。当“重振经济”和“改善生活”沦为每次大选都要重新念一遍的咒语时，恰恰说明病根从未被触及。政治周期的短视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正陷入一场无解的错位死循环。

　　更致命的是，留给伯纳姆腾挪的财政空间已经见底。高企的债务与沉重的税负，像两把锁链死死捆住了政府的手脚。在中东能源危机推高通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类滞胀”阴影下，英国正承受着增长乏力与物价飙升的双重绞杀。今年一季度，英国实际GDP环比增长0.6%，第二季度增速更是明显放缓。任何试图打破财政纪律的激进刺激，都可能瞬间引爆融资成本，摧毁本就脆弱的市场信心。

　　因此，与其说伯纳姆是在开启一个全新的左翼时代，不如说他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试图在极度受限的框架内，挤出一点政府协调经济的空间。如果那些真正扼住英国咽喉的结构性桎梏无法被斩断，那么无论唐宁街10号的主人换得有多勤，都只不过是为这具沉重的躯体，打一针短暂缓解阵痛的麻醉剂罢了。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  薛子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