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与农耕文明

今天的讲座是在农业大学，农业是在座老师同学们的主业和本业。但我们在做农业研究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它的诗性和审美维度，我们对农业本身作为美学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充分。所以本次讲座我尝试把美学研究和中国农业史研究交汇起来，关注中国农业美学史应该如何构建。

　　农业价值的当代审视

　　古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岁月中始终以农为本。不了解农业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农业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美学家刘纲纪讲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中国美学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几千年的农业孕育出来的学术形态、文学形态、艺术形态。

　　的确如此。而且，在今天看来，农业本身也已成为美学的组成部分。人们发现，除生产粮食之外，农业还有一个重要功能：让人的精神松弛，心旷神怡。农业具有观赏价值和景观功能。近年来，国家推进生态农业、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战略或计划，用科技手段或“互联网＋”模式为古老的农耕文明赋能。可能若干年后，从事农业生产会成为最时尚、最能带来幸福感的职业之一。

　　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农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中国大部分人的老家还是在农村，即使是城市居民，上溯三代以上很多还是农民。城市提供职业和工作，满足了物质需要，但农村带来的精神价值是无法替代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对生活的理想是农业性的，简单概括就是陶渊明式的“田园梦”或“桃花源”。西方人虽然也歌咏田园，但从古希腊开始，他们对生活的理想主流就是城市性的，这是因为西方文明主要由商业贸易创造，生意需要人口聚集之地，商业民族天然以城市为谋生之地，由此发展出城市性的理想。今天的我们对农业价值进行审视时，不能只停留于其实用价值，实用价值是基础，在此基础上，麦浪滚滚的田野能让我们心灵愉悦，这是景观价值和审美价值；植物有助于保持水土、形成生物多样性，这是生态价值；人们每年回乡过年的归属感，是精神价值。农业之所以能够承载这种精神价值，是因为乡村田园是农业民族的精神故乡。

　　上古农业与美的生成

　　中国农业的发端可追溯到一万多年之前。从考古发现来看，真正形成规模性种植的农业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六千年左右。这个时期出现了村落，村落意味着农业生产有了人口聚集，即当时的农业有了规模。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的农业生产代表了当时最发达的生产方式，带动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所以各大文明开始朝黄河中游聚集。考古学家称之为从“满天星斗”转向“中原中心”。

　　为什么在黄河流域会发展出中国最早、最繁荣的农业？第一，与土壤结构有关。黄土结构均匀、细小、松散、易碎，能有效保持水分，疏松柔和，适宜用简单农具耕作。第二，与气候条件有关。黄河流域是暖温带气候，四季分明，既不像更北地区因过度干旱而沙漠化，也不像南方草木葱茏、无需多少劳动就可从大自然中获得丰厚馈赠。梁启超曾说，世界的主要文明基本出现在北半球的暖温带，“唯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则必得其报酬”（《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人在与土地互动中获得了财富，也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思想和文化。所以，世界各大文明大多会出现在人和自然相互配合的温带或暖温带。这种南北之间取其中的特点，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介入成为获得物质资料的最有效手段，同时也发展出比其他区域更繁荣的文明。

　　从仰韶文化到西周政权建立，是一个连续递进的过程，最终制度成果是西周宗法制。宗法制度是早期人类围绕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互助形式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它在同宗同祖的家族内部形成了一套人与人相处的规则，进而把家族的规则挪移到更大范围，成为国家或天下的规则，即家国同构。宗法制为什么从农耕文明里发展出来？因为中国传统农业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劳动，需要父子之间、家族内部的互助关系。从家庭内部互助放大为家族的互助，再从家族发展到宗族乃至扩展到国家。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理解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所具有的农耕文明特性。

　　第一，从汉字“艺”及其相关字的字义来看。古人解释“艺”“从丮坴”，本义是种植，原初义是种地的手艺，“艺”和“种”两者交互解释，可同样看作中国人对艺术发端的认识。我们再看“乐”字的一些早期形态，禾苗下边两片叶片，上面是两个禾穗中间夹一个鼓，意指庄稼丰收，要搞庆祝仪式。还有“美”字，羊大为美，和家畜饲养有关。这些基本概念都是农业性的。第二，从陶器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器具来看。由泥土烧制的早期朴拙陶器发展到精美绝伦的瓷器，前提条件是古代中国人对泥土本性的深刻洞察，一代代中国先民在种地中理解了泥土本性。第三，从农业社会的建筑来看。中国古代的主导性建筑是土木建筑，先民用土打墙、用土烧制的砖瓦盖房、用土地生长出来的木头做材料。中国古典建筑长期不以石头材料作为建筑主体。这是因为中国先民善于使用泥土，和石头打交道相对不多。第四，从中国诗歌和绘画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农事田园传统始终是主导性的。即使表现怀才不遇、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诗歌，里面的自然元素之多也远远压倒西方诗歌。中国古代诗歌借助自然界各种风物来表达情感，始终保持与自然的密切关联。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传统是山水花鸟。为什么中国艺术以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画、花鸟画为主流，全都以自然为主题？因为农业民族几乎所有财富都来自土地和自然的馈赠，我们的祖先更习惯于用诗画的方式表达对自然的感谢与赞美。

　　既然中国古代诗画艺术都以自然为主题，那么古人认知中的自然是什么？老子《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指道的存在性状，“自然”最基本意义是一个事物没有遭到外力的钳制和干预。由此延伸出第二层意义：“自然而然。”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而然”代表最高的自由，故以自然为自由。这是一个观念先行的定义：先有关于自然的理解，然后在现实中找到对象形式——远离人类社会的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无限自然世界。中国古代哲学认为，自然就是反人工，没有人工钳制的状态代表着最高的自由。于是，中国古代艺术和美学中对自然的歌颂成为对自由的歌颂，在古人的认识中，爱自然就是爱自由。

　　农耕文明与传统生活

　　中国古人认为，人的社会政治行为只有纳入自然秩序中才有合法性。政治活动与日常活动只有按照天道自然规律来行动才合理。其基本原则是用天道下贯人事，用天道规范人事，用天道建立人间秩序。

　　在古人的认知中，这一秩序具体如何建立？以《礼记·月令》为例，首先讲天象，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接着讲主管神以及祭祀。然后讲物候：“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这些都属天道，由天道往下落实，就要讲天子起居：“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天子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按照天道规律来规划。为什么在正月里天子要穿青色？因为古人认为春天对应于五行中的木、五色中的青，所以天子服饰应与天道相符。不仅天子如此，各个阶层的人都要这样做。

　　进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世界：东面有太昊、句芒，南面有炎帝、祝融，西面有少昊、蓐收，北面有颛顼、玄冥。东南西北中五方，对应五行、五音、五色、五味，层层相套。中国古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的五方系统中。同时古人认为，无论怎么向外推衍，始终有一个位于黄河中游的天下中心，这是最早农业发达区域，也是历代王城主要所在地，即今天所说的河洛地区，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形成对周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构成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

　　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古代中国由农业劳动建立的人地关系是最基础的，它有一个典型特点：非移动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人基于眷恋老家土地的安土重迁和爱国主义。财富的非移动性又催生了古人的中原中心观。中国古代的游子诗、思妇诗所寄托的情感基本上是在天下中心和边缘地带的互动认知中完成的。此外，古代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游牧。农业民族的财富是非移动的，而游牧民族的财富是移动的。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民族，既要理解几千年间主流文明的农业性，同时也不能忽视游牧的维度，两种文明在中国的历史中交融交汇，共同构成了今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主线。

　　农耕文明与时空观念

　　西方二元论价值观大多机械地理解自然：人是主观的，物是客观的，人与客观世界是割裂的、对立的。中国基于农耕劳动对自然的体验，发现万物皆有生命。西方人的审美是“感性的”，偏重形式外观；中国人讲“此中有真意”“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人认为“此中有真意”是美的核心，外观不是根本性的，根本在于自然内部包蕴的生命的外发和延续。比如中国人看自然之土地。《说文解字》解释“土”字为“地之吐生物者也”，土不是僵死、宁静不动，而是活的。甲骨文中的“土”字像一株幼苗从地下钻出来。“土”与“生”相互关联，“生”是来自土的生命力，有生命就有过程，有过程就体现为世界。所以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土地不是死寂的物理性存在，土地伟大的本性在于它有生殖力、生命力，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生命精神的根源正在于此。

　　首先是中国人的时间观。中国古人的时间不是数字表上的抽象时间，而是感性的自然世界。中国古代历法如同农事诗，《夏小正》中正月一段就是一篇美好的农事散文。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重要体式：发端于《夏小正》或《诗经》农事诗的“四时之歌”。南朝乐府有《春歌》《夏歌》《秋歌》《冬歌》，李白有《子夜四时歌四首》，这是中国古人关于时间的、基于农耕生产的四季歌咏。美国汉学家克洛德·拉尔说：“中国人的感受性完全协调于变化着的自然状态、瞬息即逝的欢乐以及十分微妙的瞬间和谐。这种感受性不仅始终点缀着没受教育的穷人的生活，同时，时间的特性被当作茶、丝、纸或其他无数种赋予生活以魅力的东西的特性来欣赏。”（《文化与时间》）中国人基于农耕生产锻炼出一种审美化的时间经验和时间认知方式，最终形成了历法形式的农事诗篇，发展到纯审美状态。

　　其次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建构。黄河中游发展出中国最早的农业，历代王朝都在此建都，被确定为天下中心，然后开始规划周边的空间秩序。《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命令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管理上下、东、南、西、北方，自己住在中间。这就是中国古人认知中的上古圣王的生产空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构造出有序的空间图景，然后设官分职。后来这套空间架构落实到了隋唐的六部制度。这背后首先是古人对自然的认识，然后向下贯彻到现实政治，形成人间的制度形式，这便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完整面貌，根基是自然哲学。河南洛阳有“天子驾六”博物馆，“天子驾六”正是这一空间规划的体现：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对应天地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天子统摄，意味着天地四时尽在其内，古人称“天地六合”，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尚书·舜典》仍然按照尧帝设定的空间方位，形成了稳定的空间结构。天子住在中央，四面有四岳，四岳之外再往外延伸是四海，四海之后是八荒。四方到八荒，慢慢趋向于圆，天圆地方最终融合。大禹时天下分为九州，依然围绕河洛中心转圈，然后分成五个圈层：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古人的这种中心与边缘观念是如何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儒家的观点基本是文明中心论，以文明为标准，王城中心最文明，越远离城中心越野蛮，从中心到边缘构成从美向丑的堕落阶梯。道家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越文明越虚伪，离文明越远越美好。远方的神仙世界在儒家认知里是一个荒蛮的概念，而在道家的观念里，恰恰是人的想象力所能抵达的最美好世界，是仙人居住的世界。由此，古代的儒、道思想在此形成非常有趣的互补关系。

　　农耕文明与审美教化

　　中国古代审美教育包括诗教、礼教和乐教等。在我看来，其实还有一个更本源的农教，即以农耕本身为教化。《吕氏春秋·上农》认为，农业劳动可培养国家最良好的国民，空洞说教没用，“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一切对人民的教育都从劳动开始，先王“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虽然诗教、礼教、乐教一分为三，但基于农业劳动本身的农教才是古代教化之源。

　　中国传统农耕如何在整体上影响古代文学艺术？首先是农事诗、田园诗。农事诗把自然作为劳作的对象，讲述人在劳动中的真切体验，人全身心参与其中；田园诗则把自然作为旁观的对象，把乡村作为观赏的对象，人置身其外，并不从事具体劳动。从田园观念再延伸，便有山水观念，山水包裹着田园，被视为横绝于城市之外的理想世界。这种建构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山水画中，人物永远是核心，自然山水围绕人居展开，并以山水自然来安置人。虽然有的古代山水画家不画人（如倪瓒），但画里山中空亭子是给人准备的，不见人却有人烟，山水中的田园正是典型的农业理想。古代园林则以自然为法则，重建诗意的现实，基本理念就是把大自然搬回家。园林主体在城市或近郊，从未真正远离人类中心。园林为何在唐宋之后极为繁盛？或和科举制有关。科举制打破贵族做官惯例，不少寒士、农民等从乡野来到城里做官。对于古人来说，官做得越大，对官场纷扰的厌倦和恐惧越大，就开始回忆少年时的乡村生活，又不愿真正回到农村。他们既要享受城市福利，又要满足乡野理想，就把童年的乡村意象挪移到城市，形成“城中乡野”模式。

　　另一个维度也值得关注。中国农业史中的农书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早期农书还在一板一眼讲述怎么种庄稼，但是唐朝中期以后，农书越来越审美化，农业史最终变成一部审美化的园艺史。现代农学家石声汉指出，唐宋时代文人雅士们“把农书的许多‘谱’‘录’，从原来（与农业生产）确有一定关系的花卉、果树，演变到笋谱、石谱、香谱；由相牛、相马，演变到相鹰、相鹤、相贝，乃至于古钱谱；由养鱼演变到蟹谱等，都掺进了‘农家’类里。……甚至于饮食店趣味的书，也都收在‘农家之言’里面，像高濂的《遵生八笺》之类。”（《中国古代农书评介》）这充分体现出农书文人化和审美化的趋向。由此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早期的实用性农业劳动，如何一步步走向审美化、园艺化？研究园艺，比研究静态的园林更能带动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建设一门“农业美学”

　　自仰韶文化以来，中国逐步形成完善的传统农业制度，孕育了中国美学“自然全美”的基本命题。同时也为中国美学注入生命精神，生成了中国诗歌的农事、田园、山水传统，以及中国绘画的山水、花鸟传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农业孕育了美学、文学、艺术。最后，农业本身也成了美学。

　　我一直倡导建立一门“农业美学”学科，写一部《中国农业美学史》。我以为，农业美学正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领域之一，如果能在这一方向上付诸更多实践，或可成为非常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