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报刊亭：拆不如改

不是银行，不是便利店，而是报刊亭。这一点，向来让北京人引以为傲，也让许多外来者羡慕。

北京报刊亭非常多。统计显示，2003年全市建设报刊亭已达2300多个，最高峰期达2500多个。小区里、学校边、天桥下、公车站旁、十字路口是报刊亭最多的地方。有位韩国记者曾撰文称，每次路过中国的报刊亭，都能感受到知识与信息相交织所散发出来的庞大底蕴，感受到中国人自古传承的“小中见大”、“一叶知秋”的博大智慧与明见。有台湾记者观察大陆的报刊亭，认为单就人们和纸媒的接近性与多元性而言，大陆随处可见的报刊亭可以称作是城市的文化窗口。

但正是这样的城市文化地标，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七月末，北京朝阳区70多处报刊亭一夜之间被“移改”，引起社会各界的不理解，乃至愤怒。尽管有关部门出面澄清，“移改”并非“强拆”，乃事出“违章占道”、“规范经营”，但质疑仍然持续发酵，追问声此起彼伏。在没有征求市民意见的情况下，便“移改”报刊亭，不管理由有多么充分，至少在程序上出现了偏差，有漠视民意、损害文化、践踏民生之嫌。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报刊亭第一次以公共事件的方式出现在舆论漩涡中。2003年，以城市环境整治为由，武汉城区报刊亭几乎被全部拆除，此后多年经多方强烈呼吁重建未果。2010年，南京市玄武区试图拆除报刊亭，遭到市民的反对，最终作罢。2012年，郑州因为实施“退路进店”工程，短短一个月内拆除全市共计421个报刊亭，由此成为一座没有报刊亭的省会级城市，全国闻名。

倘若北京真的大规模拆除报刊亭，着实会让很多人感到失望。纵观世界大都市，包括纽约、巴黎、伦敦等，报刊售卖都是以报亭等形式进行。政府不仅允许其存在，还有意把它们打造成文化的象征。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媒体，是办报办刊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有这么好的资源，理应多加利用，使之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虽然事后官方回应“不存在强拆，我们是移改”，而且报刊亭拆除事出有因，北京市朝阳区环境办副主任韩军回应称：“经过我们的排查调查，报刊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有些报刊亭都设置在不足五米的街道，报刊亭箱体大于六米，占压盲道，占压市政管线等。从目前排查调查的情况看，72座报刊亭中有60座都是存在转租倒手的情况。从功能上看，都存在违规行为。比如违规使用电冰箱、烤肠机等电器，私拉电线，超范围经营。存在非法经营的情况。我们这次集中治理，是要求他们规范经营。”

但管理城市报刊亭不能单纯依靠取缔、拆除来实现。对一座城市而言，报刊亭既是文化标识，也是公共服务的便民窗口。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难题，也满足了市民的文化需求。不管是作为城市基础建设的一部分，还是作为体现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的指标，报刊亭都不可或缺。

据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统计，北京八成以上的书报杂志零售是通过报刊亭实现的。对许多市民而言，到报刊亭买报刊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报刊亭的拆除，导致许多有看报习惯的市民，需要走好几个街区才能买到报刊，给市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除了售卖报纸刊物之外，现在的报刊亭还可以实现话费充值、代收水电气费、票务销售、邮品销售、充电打气，有的还安装了LED显示屏，免费发布公众信息。过去功能单一的报刊亭，成了名副其实的便民亭。

诚然，部分报刊亭的确存在影响市容和占道经营的问题，但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和加强管理来解决。城市管理者在决定报刊亭去留时，还应充分考虑市民的权益与经营者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市容建设与保护市民权益两者兼顾。对于确实不符合要求的报刊亭，应有规划有步骤进行整治，不能以拆除了事。

对此，笔者建议，一是可整合经营业态，推动报刊亭转型升级。可以采用小型化设计尽量节约空间。在经营业务上整合多种业态，如在报刊亭内设置数字终端供市民缴纳水电煤气及通讯费，还可以提供快递代收、公交卡充值、购票及多种便民服务，让报刊亭的服务更多样。

二是加强对报刊亭经营者的管理。对报刊亭周边环境和设施维护情况进行检查，制止亭外违规搭建等现象。同时可定期对经营者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自身的经营素质，规范其经营行为。

三是可借鉴参考国外一些城市的做法。如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200多个报刊亭被装饰成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在法国巴黎街道路口，也有统一规划建设的报刊亭，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报刊亭在为市民购买报纸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当地的文化标志物。同样，我们可以对市区内报刊亭的样式进行全面统一的规划，使报刊亭成为市容建设的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