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谈】激发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新引擎 构筑三位一体新优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将其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部署。当前，我国正处于“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接续的关键时期，系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要求。围绕这一主题，光明网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河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人才战略室主任、研究员王明姬。

  准确把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深层逻辑

  教育是根基，科技是动力，人才是主体，三者内在一致、相互支撑。王明姬表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新时代破解发展动能转换难题的系统擘画。其核心在于打通“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内在循环，形成良性互促的发展格局。她强调，这一战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要素融合、制度协同、政策贯通，最终服务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目标。

  宋河发认为，教育、科技、人才这三项工作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部署、深度融合、同步推进。科研活动应主动承担起培养创新人才的使命，而教育特别是研究型教育，必须在科研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人才，绝不能“各走各的路”。当前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在探索“科教融汇”“产教协同”等模式，逐步打破传统条块分割，推动教育内容与科技前沿、产业需求对接，为“一体推进”提供实践基础。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只有落地为产业成果，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宋河发认为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他指出，长期以来，科技与产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两张皮”现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产业关键难题缺乏科技支撑。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就是要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产业，同时以产业需求牵引科研方向。近年来，我国推动建设了一批产业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有效促进了技术成果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王明姬将这一问题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中。她指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构成了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双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国际竞争格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既是“换道超车”机遇，也是陷入“高端锁定”挑战。2024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2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46万家，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比重仅为6.91%，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结构性矛盾，清晰指出了我国从“科技高原”迈向“产业高峰”所必须突破的关键瓶颈。

  关于深度融合的重点方向，王明姬提出了四维路径：她提出深度融合的四个方向：一是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二是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四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她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例，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优化科研人员考核机制 引导长期投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必然具备长周期视角与战略耐心，必须破除短视化、功利化倾向。

  宋河发指出，当前部分针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机制存在周期过短、重数量轻质量、行政主导色彩较强等问题。他建议推动评价体系改革，积极探索“长周期”“代表作”“5年聘期制”“代表性成果评价”等改革，引导科研人员聚焦重大原创、攻坚“卡脖子”难题。其中，他强调由同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小同行评议”的创推广与创新。这种“内行评内行”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外行评价带来的偏差，确保评估结果更加专业、公正。

  王明姬同样强调“潜绩”与“显绩”并重，建议构建过程与结果兼顾、短期与长期平衡的立体化评价框架。她建议，设立3—5年的观察缓冲期，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长周期任务实行弹性考核，并将“卡脖子”技术突破、学科体系建设等体现战略耐心的“潜绩”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同时，通过健全防范政绩观偏差机制，让“栽树人”“挖井人”获得制度保障。

  在稳定支持方面，宋河发建议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提供高水平保障，提高基本工资占比，降低绩效浮动比例，使其安心从事自由探索。他呼吁规范成果转化政策，明确科研人员的主责是创新与育人，转化工作不应大比例作为考核主要指标。

  强化协同攻关 构建高效能创新生态

  推动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攻关，是落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战略长效性的关键环节。面对这一挑战，宋河发指出，协同攻关的核心在于建立清晰、公平的知识产权与利益分配机制。他强调，不仅要保障团队在成果权益和转化收益中的主体地位，也要兼顾骨干成员在学术荣誉、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多元利益。可以通过“贡献度积分制”“团队内部评议”等制度改革，推动协同合作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从更系统的层面看，王明姬提出四方面机制创新：顶层统筹机制是“定盘星”，需建立国家层面跨部门政策协调平台；组织载体创新是“连接器”，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利益与资源保障是“动力源”，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评价激励机制是“指挥棒”，建立以创新贡献和长期成效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她强调，要形成“企业主体、政府主推、高校主动、人才主力、市场主导”的协同生态，实现“1+1+1>3”的倍增效应。

  在实践层面，王明姬建议进一步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力量，组织实施一批跨领域、大协作的重大科技项目，在实战中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同时，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动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精准对接。

  （光明网记者罗之颖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