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将检视宜居性分析情境化评估的重要性。我们深入分析了全球指数并强调其存在的问题：全球指数是为读者而不是为当地居民量身定制的，这个观点已在《联合早报•言论》题为“北京成为宜居城市：长路漫漫”的文章中发布(Tan, Nie, and Baek 2015)。

在2015年，中国网络平台微博爆发了中国网民对经济学人信息部全球宜居性指数的批评，尽管北京在全球140个城市中仅排第69名，该指数仍将北京评为中国八大入选城市中最宜居城市。其中最大的反对意见是：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对居民生活条件造成了恶劣影响，经济学人信息部也许低估了环境因素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经济学人信息部全球宜居性指数将环境定义为一般气候，而不是空气或水质量，但空气或水质量在发展中国家受到重点关注。

此外，该指数有一整个类别是关于体育基础设施和休闲活动的可获得情况。有一位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空气质量如此之差，人们无法在户外运动，这些宽敞的足球场和公共跑道又有什么用呢？”明显地，经济学人信息部指数的目标受众是西方国家驻外员工，这为地区政策制定者盲目采用此指数作为基准工具敲响了警钟。强调了在制定政策改善城市宜居性时，考虑背景问题的重要性。

为实现这个目标，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分析城市宜居性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从普通中国居民的角度，搜集了大量基础数据，其内容更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学人信息部指数不同，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中有一整个类别，纳入了与北京普遍居民健康息息相关的广泛环境因素。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在创建时，挑选并纳入了多个独特但在中国普遍适用的新指标，这些新指标在其他地区也许并不适用，如食品安全、空气质量在二级及以上的天数比例，国有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例等。

与其他指数相比，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框架反映了中国当地居民的关注点，适用于当地情况和与当地情况相关。其他指数围绕西方宜居性定义开展，或适用于收入水平高、流动性大的西方国家驻外群体。在2014年12月28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会议上，我们将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文件呈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博士（Bert Hofman）称赞了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认为该指数提供了一个全面、透明和标准化的方法，可对各城市生活的关键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比较。他还提到该指数的研究质量高，世界银行可将指数作为参照，并督促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采纳大中华宜居城市指数。

总而言之，我们在本章探讨了要使城市变得宜居，首先要通过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的生活标准。一旦达到了这个标准，城市应该管理好周边环境和其他问题，使宜居性标准可持续发展。

一线城市可向其他类别表现较强的兄弟省份学习，确保长期保持一线城市的地位。由于城市面临着财力和人力资源的限制，政策制定者需要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也就是说北京应该积极处理严重的空气污染，从而大力改善环境可持续性。相比之下，上海应该改善社会文化状况，解决上海居民反映的不平等问题。广州和深圳应该加强地区安全，使监控措施到位，确保民众安全。

如本节所述，对不同城市进行的比较，使中国地方政府更关注行动计划，以国内其他表现优秀的城市作为基准。在某个类别比其他城市表现更加优秀的城市可提供学习借鉴样本，使其他城市复制其经验以取得成功。一旦确定了各城市的优缺点，各城市内部排名可以提供合作和共享经验的基础。第7章的7.2节将进一步阐述中国宜居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