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经济增长仍对大中华城市宜居性起着最大作用，我们来关注中国一线城市的情况。一线城市的定义是指其社会经济地位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根据这个定义，一线城市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有趣的是，这些城市的总体宜居性表现并不拔尖。

表4.4显示，北京排第44位，上海排第31位，广州排第67位，深圳排第35位。如果经济发展是中国城市宜居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如何解释这些经济水平高的城市宜居性得分反而低？在研究这个貌似矛盾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第4.2节中的建议是关于大中华城市总体宜居性的，同时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巨大差异。

表4.4: 中国一线城市排名（按排名先后排序）

数据来源: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但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将进入一线城市行列，认识到这点就明白一旦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就应当考虑宜居性这个“下一阶段”。为此，在第4.3节，为了理清每个一线城市宜居性排名的相对决定因素，我们将分析一线城市在宜居指数五大类别的不同排名情况。

从图4.4可以清晰看到所有一线城市的经济活力与竞争力排名都很高，达到了图中最高线，即处于很高水平。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一线城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和贡献。

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中国的政治、商业之都，国家对其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两个城市都有中国最好的基础设施、交通和教育机构。这些因素使这两个城市成为商业投资和人力资源聚集的中心。因此，即使出现了新的沿海商业城市，北京的经济活力与竞争力排名仍比广州更靠前。

上海表现稍弱，排在第16位。深圳排第4位，仅次于澳门、香港和台北。在1980年，邓小平促使中国对外贸和外资开放时，深圳被定为经济特区。此后，深圳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城市经济活力与竞争力得以持续提升。

图4.4: 一线城市的比较排名

数据来源: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可以观察到这4 个一线城市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地区安全与稳定性类别的表现较差。地区安全与稳定性得分见图4.4底部的点线指示线，处于图的下半部分。这个类别的指标，包括人均火灾和交通事故损失，似乎暗示人口多密度高的超大型城市更容易发生交通或工业事故，使地区安全与稳定性表现更差。

其他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公民和食品安全，对广州、深圳的影响比北京、上海更大。根据各城市最差的20%指标（参考附录A），可能拉低城市宜居性排名的因素一如既往地包括环境质量（空气和水），负担问题（住房和教育）和社会因素（对外来人口包容程度和宗教多样性）。

表4.5: 一线城市的五大类别排名

数据来源: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一线城市宜居性得分的差别主要是在环保与可持续性、社会文化状况和政治管理方面。根据表4.5，深圳的环保与可持续性排在显著的第9名，而北京则排第71名。北京的社会文化状况排在较好的第13名，而广州和深圳则排在第50多名和第60多名。同样的，上海的政治管理远比别的城市好，排第18名。

下一节将仔细分析各城市最好和最差的类别，探索城市差别的潜在原因（即比其他城市落后，或比其他城市表现好的原因）。通过检查指标项，分析城市背景条件来进行分析。其他城市可以留意任何值得注意的点，然后通过实施最佳方案提高宜居性水平。20%最佳指标和20%最差指标见附录A。

图4.5: 中位数与最高值网图分析：北京（第44名）

数据来源: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北京在经济活力与竞争力和社会文化状况这两个类别的表现高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而在环保与可持续性，地区安全与稳定和政治管理这三个大类的表现却低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

北京表现最差的类别是环保与可持续性，得分为-0.5020，在100个城市中排第71位。在2015年初，因为北京的毒雾霾，北京市长王安顺认为北京“不是宜居之都”(The Guardian 2015)。中国严重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用煤发电支撑繁荣的经济，以及道路上车辆数量暴涨。

但是，中国政府解决污染问题的努力并未放松。在2013年9月，中国国务院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禁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新建燃煤电厂。尽管北京大多数日子仍被雾霾困扰，政府有关部门宣布，2014年污染程度降低了4%，略低于政府制定的5%减排目标。

北京面临的另一个环境问题是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据报道，2012年发生的10次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4次就发生在中国(Bloomberg 2013)，包括3次严重的夏季洪灾，其中2012年7月的1次洪灾淹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2012年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造成了约290亿美元的损失。北京的排水系统建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设计，是依靠管道而非下水道来排水。

此外，最新数据显示，北京是中国45个主要城市交通拥堵情况最严重的。交通高峰期，北京上班族平均每小时通勤时间中有32分钟是浪费在拥堵上。这说明了因交通拥堵造成的不便和生产力损失。

另一方面，北京是社会文化状况类别中一线城市排名最高的。北京的最佳指标项反映了北京政府为居民提供的保险覆盖面广，公共设施和服务水平高，如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数量、医生数量和公厕数量等。作为中国首都，北京享有广泛的设施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因为保险计划覆盖面广，北京居民享受失业、退休、医疗等保障。

然而，说到“户口”，大量的北京居民没有正式居民身份，无法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就业权利和社保服务。他们大多数是外来民工。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情况袖手旁观。事实上，中国政府多次承诺改革户口，并在2015年11月的“十三五规划”中公布了户口改革方案。

图4.6: 中位数与最高值网图分析：上海（第31名）

数据来源: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上海在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社会文化状况和政治管理这三个大类的表现高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而在环保与可持续性、地区安全与稳定这两个大类的表现却低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

最差的20%指标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状况类别，包括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收入差距、缺少生活空间、房屋负担和条件等。上海本地人对国内其他地方的移民态度并不友好，这点最令人诟病。这是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调查得出的结论，描述了各城市普通居民的反馈，甚至包括他们对移民的情绪。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将达到10亿人口，城镇人口比例也将从2015年的54%增加到70%。城市的发展带来大批的移民人口（包括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生育的儿童），这些移民已占全国7.3亿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内部的移民人口受到冷漠对待，将会引起社会分裂和紧张，对于上海等大城市的宜居性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The Economist 2014)。这个问题因中国长期的户籍登记制度（普通话称之为“户口”）变得更为严重。“户口”问题将在最后一章谈及。

尽管如此，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特别是移民人口的生活质量。上海不仅在2003年启动了移民社会保障和医疗计划，还为移民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给移民子女的父母发放证明方便其支付学费(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09)。为满足国内移民的需求而进行改革的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图4.7: 中位数与最高值网图分析：广州（第67名）

数据来源: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图4.8: 中位数与最高值网图分析：深圳（第35名）

数据来源:亚洲竞争力研究所

广州在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类别的表现高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而在环保与可持续性、地区安全与稳定性、社会文化状况和政治管理这四个类别的表现却低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

深圳在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环保与可持续性这两个类别的表现高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而在地区安全与稳定性，社会文化状况和政治管理这三个类别的表现却低于所有城市的中位数水平。

根据深圳和广州的最差指数来判断，这两个城市最差类别均在地区安全与稳定性、社会文化状况，包括缺少安全感、警察服务质量、事故发生率和噪音水平。

前文提到，深圳经济特区是在1980年中国重大经济改革之初成立的，因为深圳的地理位置靠近香港和沿海，因此国际连通性好。在经过30多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后，深圳在环保与可持续性类别中排名第9，反映了深圳的宜居性水平比其他一线城市更好。深圳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努力。在2000年，深圳被评为“世界花园城市”第1名，在2001年，被评为“国家十大环保清洁城市”的第1名(Ng and Tang 2004)。

2009年11月，国务院公布了碳减排决定，中国政府正式指定5个省份（包括广东省）和8个城市（包括深圳）作为“低碳试点省市”，旨在当地开展气候弹性经济增长试验(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09)。

到2011年，深圳的环保开支比例已快速增长到政府预算的5.47%，比同年香港的环保开支更高。相比之下，广州自2007年以来的环保开支一直比香港和深圳的低(Mai and Francesch-Huidobron 2015)。

据报道，在地区安全与稳定性方面，广州和深圳所在的广东省，省政府针对高犯罪率问题，增设了监控探头。2012年广东省监控探头数量为100万个，计划到2015年增至200万个(China Daily Mail 2012)。这意味着广东省安装的监控探头数量比中国大陆其他省份的数量都多。

就安全标准而言，近年来广东省车辆数量快速增加，单位面积土地工厂数量高度集中，因此导致深圳和广州的交通拥堵、交通和工业事故增加问题时有报道。食品安全标准也受到监督，加强食品安全保障。例如，深圳政府授权一个研究室升级包括深圳和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食品安全标准(Asia Today 2015)。

在所有的一线城市中，尽管城市经济竞争力很强，但压低城市宜居性排名的最重要原因是环境和社会因素，但部分一线城市政府比其他一线城市政府更加重视环境恶化等问题。一线城市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状况共性问题，源于大量国内移民和随之而来的交通堵塞恶化和社会问题，这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