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城镇化持续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看到中国从单一的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同时关注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宜居性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决定性因素。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原则，近数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使得中国人口已经超越了仅仅追求满足基本需求的阶段，转为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理论的自然推论，人们会提升优先需求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户籍登记制度改革、环境恶化、交通拥堵、食品安全和外来民工问题迅速吸引了中国公民的关注。

中国领导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但更具持续性和包容性。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于改变干部考核方式时首次谈到：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也将作为重要考核内容(Xinhua 2013)。

这些中国社会情绪和政治优先事项的根本性改变，意味着城市宜居性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工作议程的优先事项。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十三五”规划，深度针对各类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革，标志着中国开始认真处理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宜居性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有意改善城市宜居性条件，要客观地衡量宜居性这一主观概念绝非易事。所以，用城市宜居性研究作为参考框架势在必行。此框架不仅能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大中华主要城市的宜居性条件，还能确定各城市的优势劣势，帮助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更多信息，从而极大地改善大中华城市的宜居水平。

近年来，一系列全球城市宜居排名指标和对中国城市的宜居性研究得以发表。但是，现有的研究中，只有陈企业等人(2012) （Tan et al. (2012)）首创的城市宜居性框架从所在城市普通居民的视角，围绕普通居民多方面感观进行建模，模型包括了经济福祉，社会流动性，个人安全，政治管理，环境可持续性和美学感受。因此本书在研究大中华100个城市时也采用了陈企业等人(2012) （Tan et al. (2012)）的城市宜居性框架。